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马尔贝格国家法学理论对法学意义上国家正当性之证成、国家与国家机关之关系及国家责任制度之完善等议题均有较重大的启发意义。
在美国行政法上，谢弗朗案所代表的对所审查规则的尊重（以下简称谢弗朗尊重）属于较高程度的尊重，且只适用于立法性规则(legislative rule)。[6]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在此背景之下，由那个永远正确的主权者制定的规范捉襟见肘，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面对繁多的事务只能望洋兴叹。典型的比如一名内阁部长的权威并非其本身所固有，而是来源于授权于他的政府首脑或者议会。[18]姚建宗：法律效力论纲，《法商研究》1996年第4期。非属法源的规范，尤其是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制定的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是相对制度权威和理论权威的结合。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84。
[49]组织成员之所以服从一个支配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因此，建立在其上的权威性效力也可以有程度上的高低。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充斥着浓厚的自然法氛围，正确性即意味着具有实质性的正义概念，虽然不同作者的表述并不一定一致。
[38]拟制的正确性在它的最初阶段没有具体的内容，它只是抽象地宣称凡某一主体所言皆为正确。[65] 中国法院对于专业性规则或者标准的尊重已经类似于对法源的尊重。综上可知，权威性和正确性在概念上是相互分离的，尤其是作为知识或者真理的正确性和各种权威之间可以实现完全独立。二、正确性效力与权威性效力的区别 （一）法理学上关于效力的研究 事实上，区分效力的正确性维度和权威性维度这一思想在西方法理学，尤其是实证主义法学论述中已经可觅踪迹。
因此，成员对掌握权威者服从的义务，只限于这项秩序所给予的、为理性所界定的、切实的管辖权范围之内。正如卢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事实上，确实已有多位法理学者论述了法律效力概念下存在两个有差异的方面。作为权威性效力支撑的权威性，其一方面可能来源于程序所代表的理性化程度。而由某个主体掌握这种具有服务性功能的权威则需要绝对权威或者拟制正确性的授权。但是procedural validity仅仅意味着规范生成的程序是正确的，并非规范本身的内容是正确的，而程序正确似乎更多是一个事实问题，类似于前文所总结的特定事实来源说中的事实。
[34]很明显，国会意图明确时，substantive validity存在，对法院产生具有服从含义的binding effect。它以其命令召唤义务，以其禁律制止罪恶。同时也意味着，至少在行政诉讼中，它们是一种依据或参照，而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什么都不是。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权威的信奉者狂热地崇拜这种观点，并将其引为自己实践的准据。
第一种层面上的正确性乃是指自然法意义上的正义。参见董皞论行政审判对行政规范的审查与适用，《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该说认为应然法律效力的确定根据是立法程序的合理性和法律内容的合理性，[17]或者表述为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统一。[14]司法审查中根据法律原则或公民基本权利所进行的推理往往不是单纯的线性推理，其中夹杂着大量法官个人的主观解释。
转折似乎早在奥古斯丁的经院哲学理论中即可窥见端倪，在奥古斯丁看来，永恒的律法等于上帝本人的理性，上帝的内在生命与其外在的活动都是按照他的律法进行并受其支配的。又比如一名专家的权威性即来自于其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抑或长久以来形成的声誉。不会存在没有法律效力的合法行为，同样，缺少了合法行为，法律效力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依照此句的逻辑，任何规范的效力状态仅有两种，或者合法有效，或者违法无效，泾渭分明，不可能存在介于其中的第三种状态，也即意味着效力不可能有大小之分。与此相对应的形式正义，即抽象正义，是指舍弃了具体内容和特殊情况的一般正义，也就是对每个人同样地对待。在同一个法律体系中，一旦内容冲突产生，规范因其制定者或制定程序而具有效力只能让位于规范因内容不合法而不具有效力。
但是，其并不能在最终意义上左右受其影响者的判断，而只是为他人提供一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观点。原因在于两者产生的基础并不相同，前者来自于法律的设定，后者则源自权威性的大小。
四、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下的司法审查方式 区分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并非是单纯的文字游戏，此二分法有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规范所具有的法律上的力。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validity的核心含义为可信性，[25]而binding 的核心含义强调其对象必须服从，[26]前者更多体现一种规范内容上的特点，后者更多突出一种规范形式上的特点。
同时将规范因其内容合理、合法而取得的应然作用力称为正确性效力。本文认为，正确性效力与权威性效力是效力概念之下分别存在的两种规范意义上的力，它们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54] 可见，本文所述的第一步判断和谢弗朗案第一步判断完全相同，即要求查看上位立法是否已经对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32]所以，这种使法院对其更为尊重的binding effect的取得与规范的生成方式有关，而与其内容是否适当无关。通过对整个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权威性要素如何逐渐从正确性中分离出来，并日渐具有独立的地位。
对于正确性不明的规范，法院亦没有服从义务，它可以利用具有开放性的规范来源进行理性的审视。关于效力和实效的区别可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页31—33。
[38]在政治哲学史上，博丹将此单一的权力中心归结为君主，卢梭则通过其公意学说将君主替换成人民。[3]参见邓世豹，见前注〔1〕。
在美国行政法上，谢弗朗案所代表的对所审查规则的尊重（以下简称谢弗朗尊重）属于较高程度的尊重，且只适用于立法性规则(legislative rule)。[6]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在此背景之下，由那个永远正确的主权者制定的规范捉襟见肘，宪法以及宪法之下的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面对繁多的事务只能望洋兴叹。典型的比如一名内阁部长的权威并非其本身所固有，而是来源于授权于他的政府首脑或者议会。[18]姚建宗：法律效力论纲，《法商研究》1996年第4期。非属法源的规范，尤其是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制定的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是相对制度权威和理论权威的结合。
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184。[49]组织成员之所以服从一个支配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一个无私的秩序。
因此，建立在其上的权威性效力也可以有程度上的高低。这种权威类型从家长主义或父爱主义理论中借鉴了资源。
同时，形式正义没有大小之分，具有形式正义的规范所要求的也并非尊重，而是单一的服从。在这种学说中，形式和实质因素分别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地阐述。